没在美国呆过，或者在美国呆的时间不长的人，会觉得呆在美国比呆在中国好。空气清新，食品安全，环境优美。从社会环境来说，这里适合家庭，有利于家庭稳定。尤其这里是孩子的天堂，学业压力小，可以有快乐的童年。

但是，呆久了才会发现一些深层的问题。比如，学校选代表参加数学竞赛，大家自然想到华裔。而班上选班长，有多大可能是白人孩子当选，又有多大可能是华人孩子当选？其实这种先入之见，sterotype，包括认为华裔就该数学好，就是一种歧视，是以族裔来评判人，而不是按照个体能力评价人。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边缘化。如果在国内，就不存在被边缘化的问题。但是孩子有繁重的课业和巨大的竞争压力。两边的benefits and costs 算一算，再比较一下哪种选择的 net benefits 更高。可惜如果不实践，根本没法知道参数。

前两天偶然读到关于画家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故事，很是感慨。我以前是知道常沙娜，只知道她的父亲常书鸿也是艺术家。知道常沙娜，是因为她曾经做过林徽因的助教，后来做了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。

陈芝秀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。她的不幸在于，敦煌是常书鸿的理想，不是她的理想。而她错在不该私奔。她如果是一个人离开，然后宣布离婚，后来就不会那么惨。但在当时，她如果没有找到下一个对象，是不大可能有勇气离婚的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是当时女性地位低。

林徽因和陈芝秀是同一时代的，也都是留学归来的艺术家。虽然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，在解放前，她们还是基本只能跟着丈夫。区别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志同道合，两人在事业上的理想是一致的。

再看常沙娜，她能够长大并取得后来的成就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她母亲出走的时候，她十四岁，不是特别脆弱了，相对可以独立一些了。然后有了机会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也就是1948年，出国留学。再早出国，她太小，而再晚，就没有机会出国了。可以说她的年龄也是巧得不能再巧。回国后，正好常书鸿在北京办展览，让常沙娜陪同林徽因，林徽因和梁思成慧眼识人，邀请常沙娜去清华。人生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，对常沙娜来说就是出国和回国后的工作安排，这几步她都遇到了好的机会，走得很顺。

我常常感慨，很难找到一位女性各方面都很完满的。比如宋庆龄，没有子女；Hillary Clinton，老公出轨；林徽因，才华事业爱情家庭，样样都好，可惜体弱多病。说到林徽因，想起她的同乡谢冰心，这倒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成功的女性，不过not my type，不太喜欢这个人，而且她是非常典型的名气与实力严重不符的名人。

现在看来，常沙娜可以说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完满的女性。（突然想到，常沙娜和林徽因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她们都是有才华的父亲的天才女儿，而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失和。）女性取得成功很不容易，而女艺术家好像往往生活格外坎坷。最惨的如Camille Claudel。Mary Cassatt很早决定不婚，她很清醒地知道，对女性来说，至少在当时，结婚和事业不可兼得。人的一生，应该做让自己最快乐的事。但如果社会逼迫女性只能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择一，是很残酷的。如今虽然社会进步，但女性面临的这个问题，仍然存在。

常沙娜最喜欢的创作题材是花卉。她认为，花与人不无二致。中央赠送香港特区的雕塑，永远盛开的紫荆花，就是她的作品。这让我想起另一位以花卉题材著称的女画家Geogia O'Keeffe，而她也是一位少有的事业成功和婚姻幸福的女艺术家。

那天和大学好友一起吃午饭，我说起美国最值得去的地方是美术馆。她说上大学时是我介绍西方美术名作给她，那是她最早接触这些艺术作品。我在新西兰的朋友，我们在网上重新联系上以后，回忆起中学时候的事，她说得的最多的也是我喜欢名画，我们一起欣赏名画的往事。也许我应该学艺术史，因为我总是被艺术和艺术家的故事所吸引。也许算是我的passion?

不过我总觉得我不够感性，理解事物总是从科学的角度。因为文学艺术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，所以总觉得如果不是从定量的角度，没法确定对事物的了解程度，没法知道是不是在进步。不过也许归根结底，还是水平问题。对艺术作品，除了我“一见钟情”的，其他的我评价起来不是很有信心；但对于文学，绝大多数题材，不管我喜欢不喜欢，水平高低还是比较容易分的。这个也很难言传，但是文章看得多了，加上生活阅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比如红楼梦，也有所谓文化名人不喜欢红楼梦的。但红楼梦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也不仅是“百科全书”，它最根本的魅力，在于文学的魅力。它仅仅用文字，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，大到宫廷斗争，小至针头线脑，从恢弘的建筑，到精致的茶杯，从皇帝皇妃到村野姑娘（如二丫头）。让你感觉不是在读文字，而是被那个环境包围了，环佩之声，衣香鬓影，可听可视而且可闻。而且那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少。这就是文字的终极魅力：用文字构建一个世界，一个让人流连忘返（intriguing)的世界。